她什麼都沒有，真的什麼都沒有
最先看到的是高跟拖鞋內的十根腳趾頭，顏色像剛烤出來的番茄，還油光光、熱騰騰的。涼鞋前面有個小毛球，白絨絨的那種，看了老讓人有打噴嚏的衝動。
她坐在對著門的單人高背釘面式沙發上，我認得這種看起來挺費眼力的椅子，過年前某個夜晚在辛亥路口見過，十幾二十張沙發堆在人行道上，掛著塊可能是由小學生寫的硬殼紙牌：工廠倒閉大拍賣。擺攤的中年人告訴我，這叫洛可可式藝術，每張椅子都來自法國凡爾賽宮。我懂，而且剛被拿破崙坐不到五分鐘就給英國人搶走，在蘇伊士運河的船上交給阿拉伯人，先賣到印度三年，再轉運到香港纏上保鮮膜送來台灣。看起來確實高級，卻帶股……怎麼說，咖哩味？
「馬先生，請坐。」煙霧後面、高背沙發裡傳出一個女人的聲音。
「叫我馬可。」
本來我想乖乖聽話，坐在另一張咖哩椅上，不過我不習慣和看不清臉孔的人談話，誰知道她會不會是我小學老師，等我講完話，才冷冷冒出一句「你媽還好嗎？」之類的問候語。
房間很小，頂多五坪，除了左手邊有張鋪著紅色床單的大床，床前有台平面電視、電視後面的小几上有插電式的熱水瓶和連壺帶杯的茶具外，就這兩把拿破崙椅子了。還有，我見到門後有台電扇。正要打開電扇，女人喊等等。她急著把比牛肉麵碗還大的玻璃菸灰缸朝垃圾桶內倒，我的意思是，她連菸灰、和缸，全倒進去。
這女人挺極端的。
風扇緩緩旋轉，菸灰照樣飛。我走到女人身後拉開窗簾打開窗戶，她又喊等等。難道她又打算再扔樣東西進垃圾桶？她不知從哪兒摸出一副墨鏡戴上。我猜她恐怕是白子，怕見光。
煙霧逐漸散去，我走回位子安穩坐下，我說——沒來得及說，她忙著點菸，原來十根手指頭也番茄過，但這對幫她點菸沒有太大幫助，兩隻手發抖到菸和火對不到一起。顯然她的墨鏡沒裝雷射瞄準儀。
我上前幫她點火，順便好人做到底，從垃圾桶撈出剛才的菸灰缸。垃圾桶裡——哎，再做一次好人吧，我拎起擱在桶內的紅牌威士忌，還有五分之一。我再朝桶裡瞧瞧，原以為她把冰箱也藏在這個IKEA的白色果凍桶子內，看不到冰箱，倒是有兩個用過的泡麵保麗龍碗。
女人躲在三秒鐘前新冒出的煙霧裡發出呵呵呵的笑聲，看到酒能如此高興，早知道我帶兩公斤酒精來。
「上星期朋友來搞趴喝剩的，忘了請歐巴桑扔掉。」
有沒有趴，有沒有歐巴桑，都沒關係。我真想安慰她，哪個台北人不早上十點前喝酒？我以前報社裡的那串前輩常說早飯要啤酒配美而美三明治，這樣熱量才夠。
吹掉瓶上的菸灰，我到處找酒杯。沒，用茶杯行嗎？
她接過我遞去的茶杯，笑著說：
「馬先生，您人真好，要不要陪我也來一杯？」
「馬可。」我說，「剛刷過牙，不喝酒。」
「我也剛刷過，前兩天還去牙醫那兒洗過牙。」
是喔，我跟她之間的溝通有點障礙。這證明了如果她不是火星來，那我的祖籍一定是香格里拉。
煙散去大部分，眼前的女人穿著白色絲綢般的長袍，中間繫條由可可色與奶黃色絲帶捲成的腰帶，看起來可能也是英國人搶拿破崙椅子的同時，把約瑟芬的睡袍一傢伙也塞進箱子裡附贈給了阿拉伯人。
袍子下擺在她交疊的大腿間叉開，而袍子上方的領口，渾白一片，沒戴胸罩，兩粒球急著跳出來。嗯，籃球。我想到上個月才甩上我大門從此將我手機號碼列為不明攜毒文件的YY，她的是手球，洩了氣的那種。
這輩子我遇過籃球沒呢？
對面女人拉拉她的領口，不過沒什麼用處，手才離開，領口也跟著滑開。
「聽劉大師提到您的，冒昧給您去電話。」
哪個劉大師？
「幾年前導我那部《真愛相逢》的劉導演呀，那次差點去坎城參加影展。」
大師？導演？都行。不是劉導演，我不會坐在這裡，不過《真愛相逢》起碼是二十年前拍的吧。
難怪她打電話來時，我覺得名字耳熟。賀蘭，以前是個有名的影歌雙棲女演員。她真是賀蘭？
從我們之間兩公尺左右的距離看去，她的年紀大約三十到四十。我的眼皮用力刷了幾下眼球，仔細再看，可能四十到五十，不過剛才過去點菸時，她身上那股隔夜的酒味和起碼維持三天沒換新的脂粉味，得再調整上限為五十到六十——如果新充完氣的籃球不列入計算範圍的話。
「想起來了嗎？你一定看過《真愛相逢》。」
她再點上另一根菸，這回她自己點的，看起來垃圾桶內的紅牌不是假酒，酒精也果然對點菸有極大的幫助。
「請你來只為一件事，劉大師說您是大記者，各方面關係都有，一定能幫忙救救我兒子。」
「上個月起我不再是記者了。」就是YY甩門那天，碰一聲，差點震掉門旁裱在木框裡的《銀翼殺手》電影海報。但我沒必要告訴她YY的事。「不當記者，自然不會有各方面的關係。能不能救您公子，我也不知道，劉導演只告訴我您公子出了事，酒後駕車還是酒後駕車外帶車禍？」
還是酒後駕車外帶車禍接著不服取締揍了警察？後面的話我沒說，不能老說惹人厭的話，YY三餐飯後帶睡前罵我的，嘴賤。
她從屁股底下摸出一張照片，熱騰騰的，我瞇起眼睛看過去，依稀還冒著煙。
「你看，他長得多俊，原來前途大好，幾家經紀公司搶著簽他，劉大師答應下部片子裡一定安排他起碼演第二男主角。都給女人害的。」
既然她不肯站起身，我只好裝得迫不及待的樣子蹬起兩條腿到她面前看照片。咦？怎麼我看的還是籃球。
「果然是帥哥，他怎麼了？」
趕緊坐回老位子，籃球傷眼。
「警察誣指他殺人，現在人在看守所。報上說他女朋友流了一床的血，有人拿銅做的燈座不小心敲著她腦袋。」
賀蘭這女人果然好，有人不小心搬起幾斤重的銅燈座，再不小心往某個女人頭頂放的嘛。
記起來了。上個星期的社會新聞，報紙用了一堆陳腐到發臭地步的名詞，什麼豔屍、裸屍、性侵、情殺……有個電視台年輕女記者這麼問中山區刑事組的老宇：
聽說屍體裸身躺在白色床單上一朵鮮紅玫瑰的正中央？
電視上的老宇皺起八字眉，什麼也沒說。老宇不喜歡電視台的女記者，她們問的不是問題，而是先設定好的結論，用麥克風威脅每個受訪者點頭同意。
因為涉及性侵，死者的真實姓名不得公開，媒體一律稱她「小貝」，住在中山北路三段巷子一處新建的大樓內。她母親每星期二提著湯呀菜的從新竹坐巴士來餵她吃飯，飯後兼打掃洗衣倒垃圾。這次不幸，女兒不再喊她媽了，她媽則喊，救人啊。
現場一目瞭然，凶器的燈座倒在床下，沾著血跡與一撮頭髮。屍體趴在床上，因此大致可以推斷凶手是從死者後面襲擊的。死者一絲不掛，體內殘存精液，床單留著兩根男性體毛。事件應該發生在週日，要不是室內冷氣始終開著，這種大熱天氣，屍臭味能讓鑑識科人員因公殉職二又二分之一個。
星期四警方即宣告破案，在大直的夜店內當場逮捕喝得爛醉的凶嫌陳一平。經過檢驗，他的DNA和凶案現場發現的精液、體毛相同，但燈座上找不到他的指紋。燈座上有十幾組指紋，有死者的、死者母親的，還有一堆不知是誰的。蹊蹺的是，就是沒有陳一平的。
我猜得到老宇會怎麼說。他眉頭一豎、鼻翼一搧：
「小馬，誰告訴你要有指紋、DNA才能破案？科學辦案個屁，凶手承認就是破案。」
老宇是老派刑警，他常說，如今雖然不能給凶嫌灌點摻了辣椒、胡椒、強力膠的自來水什麼的，可是還有其他五萬種方法：
「讓他心生恐懼，就自然招供。」
新記者對老宇的五萬種方法充滿好奇，但他對誰也不肯講，包括我。他年紀大，能記起五十種就不必每天早上一起床先忙著吃維他命。
「您公子叫陳一平？」
「他爸給他起的名字，希望他人生平平順順，快快樂樂。」
還好是他爸起的，要是他媽起，就成了陳一瓶。
喔不！是陳空瓶。紅牌瓶內的酒不知什麼時候已一滴不剩，我感覺得到屋內氣溫上升，賀蘭額頭上的一根青筋從白色髮根間竄出來，咚咚咚快速跳著。
「我兒子絕不會殺人，你要救救他。」
我也想相信每個人的兒子都不會殺人，就如同我相信每家冰店都用過濾、殺菌、煮開之後的水來做冰塊一樣。
「我清楚平平，從小乖巧，而且你看看那個女人，她叫什麼名字？」
小貝。
「報上有她的照片，她哪點配得上我們平平？要殺也該是她殺平平，平平怎麼可能殺他！」
這個理論好，要嘛是豬殺人，人怎麼可能殺豬。
他沒老爸，朱自清還是狗屎
我坐在看守所的會客室見到陳一平，他的確如同照片上那麼帥，一百八十幾公分的個子，即使有些鬍渣子，皮膚仍白嫩得像……像他的媽媽。
「我是你母親的朋友，她不相信你殺人，找我幫忙，但我也不知道怎麼幫起，你有什麼話要跟我說的嗎？」
他眼神剛從冰庫裡取出來，看看我再看看我身後的老宇。
「根據警方的證據，小貝屋裡全是你的指紋，體內還有你的精液，大樓管理員說你常去。警方調了大樓監視器的紀錄，你那天從下午三點待到七點才離開，看起來想說不是你殺的，也很難。」
沒回應。
「不想說話？警方說從逮捕到偵訊，你一句話也沒說。我不是警察，有沒有什麼想說的？」
不說就不說吧，我已經有點煩躁，就回去告訴賀蘭，她兒子什麼也不說，要幫忙，幫他請個好點的律師，想法子減點刑期，說不定二十年後能出獄，還不到五十，人生重新開始也不算遲。
「請了律師沒？或是你把詳情告訴律師，他比我能幫你吧。」
「要我請你媽來看你？」原本一直沉默的老宇突然開口，「你的資料上寫，父不詳，所以我們不知道你老爸是誰，要不要我們通知？」
陳一平再次抬起頭，他看了老宇一眼，依然沒有回應。
坐不下去，回去對劉導演和賀蘭交差，一個失業的前記者，既非心理醫生，法律知識也有限。他們該找個炸藥專家，把陳一平那張繃得死緊的嘴炸開。
我跟老宇起身離開，終於身後有聲音叫住我們：
「我沒老爸，還有，朱自清是坨狗屎。」
走出看守所上老宇的車之前，我們站在停車場，老宇分我一根菸，「小馬，那小子罵朱自清是什麼意思？」
「在晶瑩的淚光中，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、黑布馬掛的背影。」
「哈，原來是朱自清的〈背影〉，長壽、高粱、鼎泰豐，我們差二十歲，難得再添一項共同記憶。」
老宇忘記，還有復興南路的黃魚水餃。
「這小子蠻幽默的，弄個謎語給你猜。意思是他沒老爸，恨？」
「老宇，你記得你爸的背影嗎？」
「記得他那兩顆給煙燻了五十年的黃板牙，背影，」他吐口煙，「不記得，太久以前的事了。」
「我記得，我爸以前愛穿吊帶褲，吊帶在他背後打個叉叉，小時候老覺得可以用他背後的吊帶射箭。」
「有沒有晶瑩的淚水？」
「還沒。」
「這種事，總要等到他走了，某個說不出來有什麼屁氣氛的夜晚，我們才能想起來，留幾滴混濁的淚水。」
「所以你想起來過。」
「想起來過。」
坐進他的車子，一路往台北開，看起來我無能為力，頂多回去向賀蘭報告，她兒子罵朱自清，多了條誹謗罪。不，他怎可能父不詳？
「老宇，你剛才說陳一平的父不詳？不對呀，如果父不詳，他媽又姓賀，他怎麼姓陳？」
「他愛姓什麼，都不關你的事，快去找工作。」
◎
我在西門町的圓環下車，逛到萬年大樓，這裡是台北市模型玩具大本營之一，有陣子我愛做房子的模型，特別是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式的小樓，每扇窗前都有木條釘成的花台，養了很多花，而屋頂很斜，據說是為了怕冬天積雪太厚壓垮屋頂才這麼設計。下不下雪不重要，我喜歡的是陡峭的屋頂中間總有一兩扇突出來的天窗，意味屋頂裡有閣樓，住在裡面一定很神祕也很安全。
YY改變我做模型的興趣，她說要嘛存錢買房子，做模型只會花錢，買不成房子。她每隔幾天，便會對著我那排熬夜做出來的房子說明「現實」的定義。
不是來找房屋模型，我買口香糖。靠著峨嵋街的萬年大樓出口，平日有位老太太蹲坐在地上賣口香糖，有青箭、黃箭、天山神劍、倚天屠龍劍。有次大寶和我看完電影出來，他上去買了兩條口香糖，付出一千元，叫老太太不用找錢。他交待我，沒事來看看老太太，說不定哪天她就不見了。
從她佝僂的身體和雖努力也直不起的脖子看來，介於八十到九十歲之間。瞭，大寶，我瞭。
「你瞭什麼？記得，人要有錢，有很多錢，才能做點事情。你以為我這麼辛苦揹利息、借你房子不計較房租是為什麼呀。」
原來炒房地產的人都習慣先編織好一個冠冕的理由，使他們撈錢時還能理直氣壯。
我和賣口香糖的老太太屬於社會中同一階級的享受同情者，有空不由自主便來走走。
老太太仍在，她窩著身子坐在騎樓的樑柱下，面前是個四方木盒，裝滿各種口香糖。照例我買兩條青箭，也照例將一千元塞進她滿是皺紋與斑點的手裡，不用找。不炒房地產，不意味大寶做的事我不能做。
有陣子傳言西門町出現個詐欺集團，他們「收集」了許多老人和殘障者，布置在熱鬧地方的角落，賣口香糖、賣彩券、表演樂器，爭取過往人士的善款。那時的台北市警局和社會局聯手決心掃蕩，把老先生老太太全請進收容所，也逮到幾個幕後主使者，可是集團消失了，老人們又都回來。他們習慣給自己找個事做並養活自己吧。
老宇見我買過一次口香糖，他說：
「你一年買幾次口香糖呀？」
「頂多一兩次。」
「然後你一年都睡得好覺？」
我想過，和睡覺或是做好事無關，那是我到西門町的儀式之一，就像大寶每成交一棟房子必然先打電話給我，什麼話也不說，一個勁「嘿嘿，嘿嘿，嘿嘿嘿嘿」，那是他的儀式。也像社會組搶到大獨家新聞上了頭版，當天下午五點前我們一定準時回辦公室，低頭不吭聲地發稿，顯得很謙卑，七點一起去吃飯，拿著啤酒瓶喊，搞死那些弄政治新聞的偽君子。凡是幹記者的，沒人喜歡跑政治組的，鼻孔朝天，老擺出一副他們有資格決定什麼時候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德行。不幸的是，每個記者都想往政治組鑽。
我繞到派出所，那裡有我剛跑新聞最先認識的警員，既然已不幹這行，得來辭行一下。只有一毛四的巡佐小明在，他很高興看到我，要拉我去吃麵線，我說下次吧，得先打聽他管區內的一個人。
賀蘭住的套房是租的，一個月八千元，不少走紅包場的歌星住在那裡，方便。小明知道賀蘭，「以前她很紅，我沒趕上那個時代。這幾年她在昆明街巷子裡唱歌，老歌迷捧場，每唱一首總能領到幾個紅包，按照規矩，一個紅包一百元，五年前一晚上能拿十幾二十個紅包，這兩年不行了。」
他撥了個電話給房東，聊了三分鐘。
「房租不是她付的。一個姓劉的男人幫她找的房子，合約也是姓劉的簽的，每月一日前將錢匯去房東戶頭。」小明一拳捶在我胸口說，「你都不幹了，還像個記者到處打聽，想幹嘛，寫外稿當自由撰稿者呀？」
朋友所託，要終人之事。
他送我到路口，
「要來片口香糖嗎？」我問。
「不用，有兩顆牙要補，咬不動橡皮。去看了那個老太太？放心，我們巡邏警員每天繞一次，要是她不在，會去她家看她的。」
警察的職權有限，可是能做很大的事；搞政治的，職權很大，卻永遠只做很小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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